延安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家园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西北部的吴起镇。自此以后，陕北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至1948年3月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踞节陕北将近13年，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在延安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整整10年，使革命力量重新得到发展和壮大，从而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延安时期同时使革命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后来亲自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1版）156篇文献中，有112篇是在陕北产生的，约占其总数的72%。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威望日益提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成为了中国民主、自由、新生的希望。在抗日战争之初，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向往革命、有爱国心的知识青年纷纷投奔延安，就是被中国共产党的魅力所吸引，被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人望所感动。中国共产党人满腔的革命热忱，高超的政治智慧，冷静的理性，坚定的意志，最终升华为一种以延安来命名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
从历史演进过程看，延安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继续和发展。1927年，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走上井冈山，举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大旗，开展土地革命战争，为人民翻身作主求解放，出生入死，艰苦创业，把民主革命的精神传播四方，把平等精神撒向人间。到了延安时期，这种精神在进一步发展中渐渐升华聚集。这主要是经过两次革命失败的教训，通过总结经验，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中国共产党人提高了理论素养，通晓了领导艺术，锻造了革命意志，培育了爱国精神，掌握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有了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方向，从根本上代表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把民主、自由、平等精神更加发扬光大起来，把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也发扬光大起来。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把更多的革命民众团结在自己身边，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光明而努力奋斗，并在领导和治理陕甘宁边区的过程中养成了一种遵守法纪、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哲学层面来审视，延安精神既是共产党人集体精神的凝聚与升华，也是作为时代精神的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的具体展现。从其现实环境看，它通过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实践得以完善。故延安精神实质上是一种新民主主义的精神，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国内封建专制的压迫是它的主旋律，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是它的最终目标。当然，当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抗日战争阶段后，更加艰难困苦的环境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艰苦奋斗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人廉洁自律的公仆精神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养成。爱国主义情操、艰苦奋斗精神、廉洁自律精神以及科学精神一起构成延安精神的内在要素，并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民主、自由、平等精神结合在一起，使延安精神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可见，正如一个人的精神结构由理智结构、情感和意志结构（知、情、意）等几个部分构成一样，延安精神这一在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熠熠生辉的精神，其构成大体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民主精神，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精神，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廉政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同时，它还包括树立民主样本、建设清廉政治、推动整个国家进步的精神，探索跳出“周期率”的政治新路精神。总之，它是知、情、意诸方面有机结合而构成的一个整体。
（一）革命精神，民主精神，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精神
从理智结构看，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为核心的延安精神可以分析为两个方面：民主与革命。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关的：一方面，由民主而革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主张民主，是因为痛恨国内封建专制的压迫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这些压迫和侵略剥夺了广大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造成社会极度的不平等，人民的人身不自由且生活困苦，因而这种民主主张必然导致革命。另一方面，由革命得民主。中国人民只有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压迫他们的内外敌人并建立民主的国家政权，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便构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共产党人指导这一革命的总路线的中心内容。由此不难看出，民主是新的民主革命的核心，革命是实施新的民主的手段。故此，延安精神可以用民主加革命来统御。
这种浸透民主精神的延安精神，之所以用“延安”来命名，是因为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诞生于中国社会内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发展至延安时期已呈现出典型形态，是一种经过民主革命的历史陶铸而达到成熟的精神。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推进民主革命事业，曾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并推动民主革命之父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推行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确定“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以反对帝国主义，要求民主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人民享有自由以反对封建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并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以实行民生主义。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在井冈山独立地点起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民主革命之火，建立起革命的民主政权，并在此基础上于1931年11月成立了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把民主革命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到1930年代下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疯狂扩大，即在侵占中国东北以后又妄图侵吞华北，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掀起新的高潮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及时地提出了结成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策略，极大地弘扬了合作抵御外敌的爱国主义精神。毛泽东还为怎样战胜日本侵略者提出了富有远见的策略，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抗日救国的八大纲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正确办法是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推行抗日的外交政策，改良人民生活，加强国防教育，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 毛泽东认为，只动员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充分发扬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发扬一切抗日阶级、阶层、党派抗日救国的热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才能战胜万恶的日寇，迎来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一句话，只有走团结的民主的路线，才能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正是当民主革命演进至抗日战争阶段，号召各党派团体和全国人民团结协作、抵御外侮，战胜日本侵略者成为中华民族主要任务之后，共产党人在以延安为中心根据地发动和领导全民民主抗战的过程中便造就了伟大的延安精神。所以，延安精神是共产党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在延安时期的具体展现。
从延安精神的理智结构之内容看，它具体表现为延安时代的共产党人根据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策略，实行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有利于调动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并取得巨大成效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它所贯穿着的新的民主精神，其根本目的是驱除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为着抗日，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倡导新的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通过发扬光大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形成，尽管在战时，但具有鲜明的法治特色。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即通过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使民主抗日的政治主张法律化、具体化、明确化，在颁布以后得到认真实施。这种民主政治号召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中国、收复一切失地而战；号召实现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推行政治民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治能力，保障人民之自由，保障人民的权利。这种民主政治在倡导民主政权建设方面别开生面：它实行民主选举边区各级行政领导人，并把边区参政会这个经人民普选产生、包括各党派各阶级在内的边区全体人民的代表机关确立为边区最高权力机关，它的职权包括选举或罢免、监察及弹劾边区政府各级行政领导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批准有关民政、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地方军事等各项计划；审议和决定议员各项提案以及其他应兴应革事宜。
为了适应团结抗战的要求，边区的政权建设强调行政人员构成的“三三制”政策。1940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以保障“三三制”政策的推行。同时，中共各级组织严格自我约束，通过共产党员自觉带头实行“三三制”，以保障它在组织上真正实现平等。例如，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各议员小组提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员人数较多，于是一些候选人宣布退出，并采取补救办法，对落选的党外候补议员由政府酌量聘请。这样，人数超过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政府委员辞职后，有威望有能力的党外人士得到补选、任职。这些办法的制定和实行，有效地保障了“三三制”在程序上的实施，充分地体现了中共对贯彻落实“三三制”的诚意。于是，边区在各项事业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不断加强，从而团结了边区内部各阶级、各阶层人士，把边区的政权建设成为真正的民主政权。
加强“三三制”政权的建设，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推进民主。毛泽东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要独立又必须首先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陕甘宁边区应该成为全国的一个民主的样本。 这种民主政治的推行，显然是使边区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本”； 边区一定“要做得比全国都好，不但成为抗战的堡垒，而且要成为模范的抗战堡垒”，要“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还强调人权保障政策和厉行廉政政策。在厉行廉洁政治方面，边区政府主张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的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须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等。这种民主不仅从内政方面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也把中国社会的政治从近代形态推进到现代形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实行新的民主，在经济上也实行新的民主政策。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这种民主经济强调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并规定了具体政策。其土地政策是，承认现存土地所有权，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但实行减租减息；同时废止高利贷，奖励合作社之发展，增加农业生产。其工商政策是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营业，确定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工人利益。此外，还提倡生产运动和节约运动等。这种经济政策，既保护了边区人民的利益，也兼顾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既有利于边区经济的发展，为抗日战争提供必需的经济保障，也为在政治上联合地主一致抗日确立了基础，并且还为后来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较好的经验。从历史发展看，这种新的民主经济把民生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延安时期的思想文化教育也作得非常出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非常注重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同时也注重其文化知识教育。在陕甘宁边区这片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土地上，抗日战争时期兴办的干部院校多达50余所。这些院校中，直属中央领导的主要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延安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研究院等；属于边区政府领导的主要有中共西北局党校、边区行政学院、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边区纺织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警校等中高级干部学校等。
延安时期的社会文化政策和教育措施同样出色。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前，边区范围内的150 万人口中识字人约为1%，文盲约占99%；旧的小学不过120 所，没有一所中学， 贫困农民的子女多无条件读书，适龄儿童失学率非常高。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小学的数量1945年达到1377所，学生数量增至34004人。 同时，边区小学的教学质量也不断提高。1940年初，边区又成立了关中师范、三边师范、陇东中学等，到1944年时边区已有7所师范和中学，此外还成立了边区医药学校、边区农业学校等4所中等专业学校。在发展正规教育的同时，边区还加强了识字教育，组织形式是民众学校、冬学、小先生制、岗位教育等，其目的在于扫除文盲，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总之，在文化教育方面，为了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边区推行的政策是：消灭文盲、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基层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等。边区这些巨大的成绩，在文化史、教育史上可说是创造了奇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倡的民主文化，既是科学的文化，又是民族的和大众的文化，它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先进部分。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延安时期取得了巨大成绩。这表现在他们已能克服妨害这种“结合”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又向前发展了它，从而产生了中国形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共产党人还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清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弘扬中国文化的民主传统。因此，这种民主文化的实质是一种科学精神。并且，这种科学精神还包括更广阔的内容：它崇尚自然科学，奖励自由研究，提倡尊重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方面，这种民主文化更有民族的和大众的特色。它把文学艺术视为革命的一个方面军，当作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它指出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是其评价标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是其发展方向。
抗日战争中最为直接和至关重要的是军事行动。故延安精神的理智结构部分理所当然地包括军事战略战术。为了更加有效地发挥军队及一切抗日力量的作用，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推行新的军事民主。这种军事民主主张设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防计划和作战方针；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要求军民团结一致，并发扬军队的积极性；动员全民族参战以及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等等。在战略战术方面，共产党人根据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力量对比以及国际环境诸因素，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战争战略战术，这就是在发动和组织全体中国人民抗战的基础上，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等等。同时，在外交上与世界各反法西斯的国家结成同盟，组成国际统一战线。这些方面都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卓越智慧。
总之，作为时代智慧结晶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代进行革命实践的精神表现。共产党人为了有效地组织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强调改革内政以实行民主政治。可见，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抗日战争阶段后，尽管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已成为最主要的任务，但反对国内政治独裁、建设民主政治亦在与之紧密地结合进行着，并随着抗日战争的具体展开而呈现出一些新的形式。正是由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为了赢得这一战争的胜利而改革中国内政这两个方面有紧密关联，所以共产党人在延安时代无论在军事斗争方面，还是在民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延安在当时成为全国有名的政治、文化中心，成为“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的模范，充分展示了延安精神的优越性。它一方面说明抗日需要民主，惟民主才能更好地推进抗日；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抗日战争的促进作用，共产党人在内政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非常巨大，它使中国社会的一些部分率先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
（二）爱国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精神
延安精神的理智结构部分与其情志结构部分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正是这两个部分的紧密结合，延安精神方能大放异彩。因为理智、情感和意志如车之方向盘和驱动器，前者保证革命方向和革命策略的正确，后者则使革命注入活力，保证革命之火熊熊的燃烧。
从具体内容看，延安精神的情志属性，主要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毅力以及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情志属性同样来自两个方面，它既得之于内：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对养育自己的故土家园的无限热爱、珍惜的宝贵历史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中得以充分继承；亦来之于外：日寇凭陵，国难方殷，中华危急之秋，迫使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奋起自救，以满腔的激愤、钢铁般的意志和巨大的决心来抗敌，以极大的努力和牺牲来保卫自己的祖国不致沦亡。
共产党人在延安时代所崇尚的爱国主义，表现在对抗日战争的全身心投入。在日寇入侵华北之初，共产党人就提出了一整套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和办法，并呼吁宿敌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毛泽东代表共产党人以一腔悲愤和激情向人民呼喊：“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共产党人批评蒋介石政府对内用兵，对外妥协，让国土沦亡、人民生命财产涂炭。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共产党人极力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认为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中国虽弱，但只要全国上下坚持抗战，实行持久抗战的策略，就一定可以把万恶的日寇驱逐出境，取得抗战的胜利。显然，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是以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维护中国人民的独立、尊严、自由和幸福为宗旨的。它首先是要与严重危害中华民族生存的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搏斗。为了履行这种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敢于为国赴难，表现出高尚的气节。
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情操，不仅表现在洒血驱除外敌，誓死卫我中华这一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努力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时，为中国人民的全体服务方面。这一方面的爱国主义情操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作为支柱。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求共产党及其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着解放人民、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领导人民战胜苦难、走向新生。它推重这样一种人生观：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样的死就会比泰山还重。本着这种精神，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它推行民主政治以让人民政治上自己作主，号召发展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注意发展文化事业以改变人民无文化和不文明的现象，注意发展卫生事业以免除人民病患、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它精兵简政，尽可能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做爱民模范．提倡严守纪律，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从而博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不仅如此，边区政府欢迎人民进行民主监督，欢迎人民向自己提出批评，指出缺点，以不断改进工作。政府工作人员乐于与人民同甘共苦，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良好风范。从人文角度看，这种精神是一种新的伦理精神。它不仅要求革命者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且要求革命者要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成为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和有益于人民的人。革命者不仅应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而且还要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做实事求是的模范。总之，作为革命者，不应谋求个人私利，应具有大公无私或克已奉公的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敢于为革命、为人民献出一切的精神，以及团结友爱的精神。
与爱国主义精神相联系，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毅力和钢铁般的意志，更是古今少见。当时，共产党所领导的弱小的军事力量，在极端困苦的生存条件下，以低劣的武器装备，与在现代工业基础上装备起来的日本法西斯军队进行顽强对抗。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把为国牺牲视为最大的光荣。他们同仇敌忾，在战略上以一当十，藐视敌人，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同时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即在战争过程中极尽其力，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发挥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以在战略上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凭靠正确的主观指导能力，去尽可能地夺取每一次战役和战斗的胜利。为着胜利，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多少人倒下去了，多少人又站出来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行列。到处都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或奋勇杀敌，血战而死；或至死不降，坚贞不屈。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就是依仗这种意志和决心，最后战胜那不共戴天的敌人，夺得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胜利。
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表现出一贯的艰苦奋斗精神。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不仅与爱国情操和与敌血战到底的意志一起为克敌制胜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开创了一代风范。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当强敌压境、中国国土大部沦亡，敌人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以彻底摧毁中国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来配合军事上的扫荡和合围之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面对极度残酷的敌人毫无畏惧之心，并且对抗日战争必胜的前途充满信心和乐观。他们承认这种困难，承认在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但总是能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计划地克服所有的困难使之朝顺利条件转化。共产党人有一句名言：“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这种不怕艰难挫折、不怕付出极大努力以最后取得成功的精神，用另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愚公移山精神。共产党人提倡要像古代寓言中的愚公决心挖掉挡住他家出路的两座大山，毫不动摇地每天挖山不止，最后感动上帝而达到目的一样，他们也要以坚持不断的工作，决心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共产党人的这种愚公移山精神鼓舞着人们敢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与其自力更生精神是紧密相关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基本上是活跃在敌后战场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其抗日根据地一般都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险恶环境中，因此基本上是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与敌进行殊死斗争。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抗日革命根据地几乎处于与外界隔绝的景况中。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再发给八路军、新四军薪饷，而且也截断国际援助，使八路军、新四军得不到按比例分配的国际经济和军事援助。在这种缺少外援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根据地军民曾一度处于无饭吃无衣穿的境地。然而，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充分发挥自力更生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一面抗击敌人的同时，一面开展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并在开展生产运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还利用现有条件进行军工生产。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了，物质供给相对有保障了，这就为战胜日寇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八路军、新四军等在范围广大的敌后战场战功卓著，以劣势军备抗击侵华日军及敌伪军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五，使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在这里，爱国精神、勇猛杀敌的决心，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结合在一起，使共产党领导的广大革命根据地都克服了空前困难，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三）树立民主样本、建设清廉政治、推动整个国家进步的精神，探索跳出“周期率”的政治新路精神
1940年，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后，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在实践上把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个“试验区”。1940年3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 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 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 其时的陕甘宁边区，率先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依照《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来行政。《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为适应人民要求的宪法性文件,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基本路线和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方针。政权建设上规定的“三三制”原则, 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 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 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得到真正的落实。这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形成鲜明对照。当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开明绅士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说：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 同时，边区的人权保障得到落实，使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有制度保障，即公民的政治权利、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有制度保障。这种民主政治不仅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并且，廉政政策效果显著。边区厉行廉洁政治, 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 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 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不是停留在纸面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中。当然，共产党人的军纪、法纪严明是有历史传统的。例如，1937年红军将领黄克功因逼婚犯重罪而得到法律的严惩，被处以极刑。
重要的是，陕甘宁边区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即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真正发挥了作用。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 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 选出了议长、副议长, 政府主席、副主席,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亦由参议会制定。边区的参议会与由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省、市参议会有质的区别。它是经人民普选产生的、包括各党派各阶级在内的边区全体人民的代表机关和边区最高权力机关，能行驶自己的职权。这种职权包括选举或罢免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劫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制定边区法规，审查批准边区政府预算和决算，决定征收、废除或增减地方税收，批准有关民政、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地方军事等各项计划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员对选民负责并受选民监督, 代表选民的利益决定重大问题并监督执行。边区的这种参议会制, 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38年7月，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最重要的是“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当人民选举他们所喜欢的人去办政府的事情的时候, 办得很不错, 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
陕甘宁政府确实是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这种廉洁，在于普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从基层的乡长到最高层的边区政府主席，其津贴不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县长每月津贴为2.5元，边区行政长官每月最高的津贴仅为5元。县政府每月办公费平均在25元至30元之间（而国民党的县长每月薪俸为180元）。尽管廉洁，但边区政府工作效率颇高。经过几次精兵简政后，边区政府公务员人数大为减少，官僚主义习气得以免除，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
1940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这样理直气壮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和抗日的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确实，延安当时成为革命圣地，是名不虚传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清廉，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和革命人民意气风发，当地百姓安居乐业，使得延安成为数万革命青年、众多仁人志士向往、投奔的地方。
以历史眼光看，延安精神开创了新的时代精神，造就了整整一代具有高尚理想的革命者。正是在延安精神的鼓舞下，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留下了辉煌业迹：共产党人在协同国民党赢得艰难卓绝的抗日战争后，更是通过解放战争赢得了夺取全国政权的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延安精神是一种创业精神，一种革命精神，一种民主精神，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它形成于艰难困苦之中，因此它又包含着一种刚毅不折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患难与共的平等精神。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有亲身体验之后，感慨良多，即与毛泽东谈论起兴亡渤忽之道：“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至最后也就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他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对此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一论一答，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正好道出了延安精神的真谛。
毛泽东所倡导的延安精神自诞世以来，一直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前赴后继地奋斗，并且激励着人们夺得了革命和建设的双重胜利。在当今改革时代，发扬和光大延安精神，必将使我们再造时代的辉煌。延安精神是我们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家园。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