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苏区精神 加强党的建设
[摘 要]苏区精神是指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主的整个苏区军民所具有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以及在苏区创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范行动和精神面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精神”的本质特征是：“求真务实、勤政为民、廉洁奉公”，它突出表现为：1.“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2.“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勤政为民的优良作风;3.“自带干粮去办公”――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弘扬苏区精神对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历史启示意义。
[关键词]苏区精神;本质特征;党的建设
[作者简介]刘庭华(1949―)，男，江西南康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席军史专家，军事科学院原军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抗日战争史、毛泽东军事思想。
一、苏区精神概念的确立
精神，从哲学层次上讲，就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是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范畴的，其外在表现形式，则是人参与活动时所表现的活力和精神面貌。精神与作风同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从广义讲，作风从属于精神，精神涵盖了作风，作风与精神相比，较为直观一些，它是指人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行为。所以，苏区精神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理论升华。
“苏区精神”是指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主的整个苏区军民所具有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以及在苏区创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范行动和精神面貌。因而，“苏区精神”的界定和表述，应该从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区域的中央苏区前后5年多的浴血奋斗史中去寻找、提炼、概括，具体而言，就是要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从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中去挖掘。
“苏区精神”概念的提出，无疑对中央苏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它已经不是对中央苏区历史中的某一个案，如具体的战役战斗、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的考证，或者经验教训的总结，而是要上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来深入挖掘、提炼和概括中央苏区历史中最本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维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认识事物的基础必须注意它的特点，因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1]P308那么，“苏区精神”所具有的“矛盾特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笔者认为，“苏区精神”应该体现三个方面的重要特点：
第一，“苏区精神”这一概念，是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范畴的。第二，从全局上讲，苏区精神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精神财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域上讲，苏区精神虽然本来是指以赣南、闽西为中心区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但她代表的却是全党在全国各地区创建的苏区精神。第三，从时间上讲，苏区精神必须富于时代特征，即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在赣南、闽西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精神风貌。
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把中央苏区的地位、作用、经验、意义与苏区精神这一概念混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把它与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不同人物或以不同人物命名的有关“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区别开来。
此前，学者们对苏区精神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探索，发表了许多不同的意见。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代表党中央对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概括为“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七句话，这就为原来的苏区精神停留在学者之间的研讨，上升为官方的话语了。
二、苏区精神的本质特征
苏区精神的内涵博大精深，但其中最具中央苏区原创特色的本质特征是：求真务实、勤政为民、廉洁奉公。这主要体现在：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勤政为民的优良作风和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
(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
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并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基础，是执政成功的前提。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是同各种错误斗争中产生的。“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1]P115中央苏区时期，由于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的迁入，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着“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盛行对共产国际神圣化，对苏联革命模式照搬照套的倾向，他们提出的路线、方针完全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同临时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不断的抗争，既不被“本本”教条所困扰，也不被传统的清规戒律所束缚，而是立足苏区现实，注重调查研究，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正确解决了革命道路理论、建党、建军、作战、土改、经济等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在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铸就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党的“七大”前，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这一科学概念，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思想提出了批评。从1929年春至1933年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兴起了一股调查研究热潮，把调查根据地的社会、政治、经济、人口、阶级、阶层等状况，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本人先后进行了“兴国调查”、“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10多个调查，从而使他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农村的阶级阶层状况有了切实的了解，为制定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毛泽东1930年5月所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尖锐地批评党内教条主义是“保守的思想路线”，“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P111,112毛泽东上述求真务实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内涵。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引导中央苏区迅速发展壮大，从而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使中共成为苏区执政党创造了条件。中央苏区是全国苏区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的苏区。鼎盛时期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人口453万人，计有60个行政县。[2]P10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提出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中央苏区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苏区，完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思想路线的结果。
(二)“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勤政为民的优良作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当年在总结中央苏区之所以能够胜利粉碎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的原因时，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1]P138-139在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始终牢牢坚持动员和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指导原则，创造性地解决了经济建设中的“集中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1]P130两大相互矛盾的任务，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开辟苏区、建设苏区和扩大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去，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早期执政为民、勤政为民的思想。
由于中央苏区党、苏维埃政府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坚决践行“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处处事事为群众着想，把群众的吃穿住行、柴米油盐及疾病、卫生、婚姻等问题挂在心上，帮助解决好，从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比如，兴国县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长冈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3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送米救济他们。1933年夏荒时，乡政府从200多里外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兴国县的干部党员成为创造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民众生活的“第一等的工作”的“模范工作者”，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瑞金、上杭、长汀、永定、茶陵、永新、吉安等县也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正因为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苏区的人民群众才自愿成为了拥护革命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时期，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40余万人，其中青壮年仅50万人左右，但前后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达33.1万多人，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以上。参加赤卫队、担架队、运输队等支前的有60余万人，占当时赣南苏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几乎是全民支前。[3]P127,132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约86，859人，其中赣南籍子弟有5～6万人。赣南为革命牺牲的有姓名的、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烈士有10.82万人，占江西全省革命烈士总数的43%，占全国革命烈士总数的十六分之一。此外，当时中央苏区红军部队有10万人，脱产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有8万余名，还有4000余名小学教师，苏区平均每15～20位农民就要供养一名脱产人员，还要保障数额巨大的军需供给，苏区人民的负担可想而知。但苏区人民为了革命战争，毫不犹豫地承担了一切，贡献了一切，把自己的最后一把米、一尺布、一双鞋，直至生命，全部献给了革命，献给了红军。
历史说明，共产党“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勤政为民的优良作风，初步显示出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这也是中央苏区能够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无疑，勤政为民是苏区精神的本质内涵。
(三)“自带干粮去办公”――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
中央苏区时期，党、政、军、群的各级成员，上至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下到乡村工作人员，军队里上至军长、师长，下到伙夫马夫，一律都没有工资薪饷，公家只发一点伙食费。可以说，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以来最为廉洁奉公的政府，她的工作人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廉洁的官员。1933年春，由于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40万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致使苏区的物资严重匮乏，苏区军民的生活更加艰苦。到1934年，为了克服困难，节省开支，近2万名家住中央苏区已分田的本地干部，连伙食费都不要公家发，以“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在苏区广为流传的颂扬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山歌，正是中央苏区干部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的形象概括和真实写照。
当时临时中央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和广大苏区干部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与广大群众同甘共苦，堪称典范。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三号通令：“务须立即实行节约运动，……一张纸一支笔都不要浪费。”于是，中央苏区立即掀起了一个节约运动，每人每天吃两餐，办公费减少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毛泽东严于律己，生活上非常简朴，他率军行动指挥作战时，与红军官兵一起徒步行军，并常常将自己的坐骑让给红军伤病员乘用;按规定他可以点3根灯芯(菜油灯)晚上办公，但他始终只点一根。1932年初，中央总务处给毛泽东送了一件新棉袄，以替代已经打了许多补丁的旧棉袄，终被毛泽东拒绝而将新棉袄退回发给别的战士了。朱德与战士们一起打草鞋、编睡席，在群众中传为佳话。张闻天带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机关干部利用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耕地、种菜、上山砍柴的模范事迹，推动了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运动的开展。[4]P118-119 1932年4月，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前往宣成区长桥村检查支前工作时，得知一个贫农寡妇已好几天都无米下锅，就把自己身上仅有的2元钱送给这位妇女买粮食渡过难关。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从家中带米去政府机关吃，不要公家发给伙食费。刚开始，他的妻子不理解，埋怨说：“当个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用。”刘启耀耐心解释，说明共产党人当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老百姓谋利益。后来他的妻子思想开明了，还主动从兴国老家送米到宁都县省政府机关。红军主力长征后，刘启耀在领导游击战时被敌人打散，与组织失去联络，不敢回兴国老家，隐藏在遂川一带山林，虽然他身上藏有一包党的活动经费的金条，但他乞讨度日，衣衫褴褛，却始终没有动用过一厘一毫。直到1937年初成立中共江西临时省委，他被推选为临时省委书记，才将珍藏了3年之久的金条拿出来，供组织办公使用。“腰缠金条的讨饭人!”――刘启耀成为苏区干部廉洁奉公的典范。
为预防出现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现象，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措施，如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制度，建立包括党内、政府、审计、群众、舆论等监督机制，严明党纪国法，惩治腐败。如对“四起大案要案”之一的“于都事件”的查处，就是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典型一例。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身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却利用职权挪用公款做生意，牟取私利，在他的影响下，于都县苏工作人员贪污挪用公款成风，从县委书记、县苏各部部长到区乡长领导60余人都拿公款经商，使苏维埃机关“变成了投机商人的俱乐部”，严重败坏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中央得到举报后，前后派出巡视员、省委调查组，直至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项英亲自前往查处，终被彻底查清，并给予严惩。[4]P118-119 这一系列措施都大大促进了中央苏区党政机关的廉政建设。
三、弘扬苏区精神对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启示
中央苏区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苏区中起着核心领导示范作用，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实践中，铸就并忠实践行了以“求真务实、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为基本内涵的苏区精神，以此，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学会了战争的艺术，并且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有力骨干，这是中央苏区历史的光荣。昨日的革命党，今天已成为领导13亿多人并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走过了曲折而又光辉的90多年历程。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5] 因而，今天反思中共兴党、苏东亡党的经验教训，提出弘扬苏区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脱离群众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永葆执政地位的根本
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我们党90年的历史也表明，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永葆执政地位的根本。昔日中央苏区的创建者们抱着救国救民、解放工农的崇高目标，践行“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顶着撤职和牺牲的双重危险，坚持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初步雏形。60多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推翻“三座大山”，从在野党上升为执政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而国民党则因腐败严重而丧失在大陆的政权。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改革开放和一切事业的根本标准;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切，都是我们党仍然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拥护，而没有像苏联、东欧一些共产党国家那样丧失政权的主要原因。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这是新形势下对共产党员的新要求。在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综合国力不断上升的形势下，我们党为什么还要制定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决定》呢?这正如《决定》所说：“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是充满历史辩证法的一条真理。
脱离群众就意味着以权谋私、消极腐败的开始。今天，提出“忧党”问题既是历史逻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要求，更是现实的需要。目前，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法制意识、纪律观念淡薄;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一言堂严重;更有甚者，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毫无群众观念，官僚主义严重，奢靡享乐，严重腐败案件频发，影响恶劣;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在公共财政项目的招标投标以及土地和房屋征收征用等领域发生腐败，引起公众极大不满，造成社会矛盾加剧。据今年3月25日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报道，2010年全国查处腐败立案约13.9万件，有大约14.6万名官员因违法违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5373人因涉嫌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绝对权力就会产生绝对腐败，这是一条古今中外的规律，缺乏民主的社会，民众就无法监督政府，更谈不上阻止官员的腐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因内部告发)被免职是一个典型案例,而省部级干部因贪污腐败锒铛入狱，或判刑，或被杀，也屡屡频发，如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等，不一而足。
温家宝总理指出，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反腐倡廉措施，中国的某些领域仍因缺乏规章制度或执法监督不力而“易发腐败”，且形势相当“严峻”。如今，党员干部的腐败确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不遏制共产党凝聚力下降的趋势，必然使党走向腐朽、衰败、垮台，苏联解体、东欧共产党的垮台就是明证。同理，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将无法永远维系执政地位，这是古今中外政权更替、政党兴衰的一条历史规律。唐朝“开元盛世”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康乾盛世”也只不过是“落日的辉煌”。因而，我们要学习中央苏区干部那种“自带干粮去办公”的廉洁奉公品格，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有效办法，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使我党一直稳居执政的宝座。现在看来，这还有一段较长的道路要走，需要全党共同努力。
第二，忧党之先更须忧民，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的先进性的实践标准。胡锦涛在今年七一讲话中指出，“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宣布，她没有自己的私利，只有人民的利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期待。因此，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我们党首先要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民生问题，不仅党的先进性难于体现，就连党的执政地位及生存的持续性都会成为问题。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史和苏共、东欧共产党的败亡，就是最好的明证。苏区时期，物资严重匮乏，生活极其艰苦，由于苏区各级干部真心实意帮助群众解决好了油盐柴米等生产和生活一切问题，所以，苏区群众真心拥护共产党，说“共产党真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1]P138 苏区得以大发展。
要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指引、评价、检验党的一切活动的最高标准，而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落实到行动上。当前，我们党要解决的是两极分化扩大的问题，缩小收入差距，做到共同富裕。“忧党”源于“忧民”，这是党的宗旨所决定的。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6]P364 今天，我们存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危险。据美国《福布斯》杂志不久前公布的世界富豪榜显示，中国的富豪人数已经排在世界的第二位，仅次美国。2010年，中国内地拥有1000万元以上的富豪87.5万余人，亿万富豪5.5万余人，分别增长6.1%和7.8%，千万富豪增长了5万人，亿万富豪增长了4000余人。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有近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大多数是农民。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指出，2009年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三经济体中，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0.4的水平，达到了0.47。这说明，中国存在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严重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因此，温家宝总理人代会期间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无疑，把实现和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巩固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头等大事。
第三，必须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永葆党执政地位的重要一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以民主的口号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辅之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如打土豪，分田地，从而争取了民心，取得了天下。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实行军队的民主主义”，“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P65 今天，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民情、民意、民智和民力等不能有效、有序地充分反映和表达，从而影响到干群关系、上下级关系的紧张，导致许多突发事件，社会矛盾、发展不平衡所积累的矛盾比较突出。据此，只有完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来破解这些难题。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始终高举民主的旗帜取得了执政地位，今后仍要高举民主的旗帜，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加强党的建设必须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首先，强化党员意识，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党兴我荣、党衰我耻的历史使命感，坚持从我做起，增强党的意识，做廉政的模范。其次，推进党内民主，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这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可以让8000余万名党员全员参与监督。再次，加强兴党责任的检查与惩处，对于那些严重违纪的党员要敢于斗争，决不能奉行好人主义，姑息养奸。
最后，在“加强党的建设”这个关系共产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仍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寻找出更多有效的措施、办法来，不能总在老框框里打转。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7]P143 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不正是如此吗?首先，由于思想僵化，领导者不愿意承认现实，而是坚持教条，掩盖矛盾堆积，抵制改革，维持现状。结果，各种被掩盖的矛盾终于爆发，貌似强大的苏共溃于一旦。其次，苏共垮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缺失、权力过分集中。斯大林当总书记后，歪曲、篡改列宁奉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党内不同意见都扣上“派别活动”的帽子，进而取消了党内的选举制、罢免制、代表制和报告制，把全部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个人专断。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都是大权在握，随心所欲，多数是个人说了算。戈尔巴乔夫同样容不得不同意见，当他自认为“正确的改革”走入绝境时，也无法通过党内集体的智慧来纠正。苏共败亡的教训告诉我们，党内、社会民主的缺失，权力过分集中，必然导致脱离群众和产生腐败，最后必将被人民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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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